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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还是我们的《艺术人生》都是如此。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我在策划会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做节目不仅要懂得制作方面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时处处敏锐的思维和创新大胆的意识。此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过敏感，对专业的敏感，对每个人、每件事情的敏感，还真让我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现在《艺术人生》的策划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专家老师和组里的制片人、导演侃侃而谈，作为主编和主持人的我可以坐在会议桌显著的位置上，信马由缰地说话，在会议桌的外围也会经常坐着一些陌生、年轻的实习生，我有时偷偷地观察，他们有的瞪圆了眼睛随着大家喜怒哀乐，有的坐在一边无所适从地东张西望，有的干脆莫名其妙地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瞪圆眼睛的人依旧在，而且开始侃侃而谈地发言，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已不知身在何方。我无法对他们进行培训，因为时代不同，大家想法各异，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老话：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节目的基本样式确定了。邹友开主任来了，大家需要将策划的结果汇报给他，批准后就可以领经费开始拍摄工作了。忽然，孟欣说――孟欣常常会说出一两句惊人的话，作出一两个惊人的决定，瞬间迸发。也许这是电视人的思维习惯，现在我也这样。当时确实非常不习惯。忽然，孟欣脱口而出：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她确实要我说，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那就说吧！在这个节目组中，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东西南北中》的策划方案。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相声演员，记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竖着耳朵听的东西一句都没落，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工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仅仅是转述别人的观点，20多分钟吧，房间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用我作这一期的主持人。那天晚上，我的命运改变了。转述完毕，没有赢得什么好评，因为这点成绩是电视台的导演们都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天我觉得自己超水平发挥，其实和大家相比也就是个平手，但是平手对我来说就是胜利！邹主任点点头，批准了策划方案。散会后，老孟说，朱军，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熟悉熟悉，这期你俩搭挡试试！说完转身走了。奇怪！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也没有什么人向我祝贺，高立民、崔亚楠他们都没有，一切显得异常平静。在《艺术人生――羽泉》节目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两个小伙子一唱一和地讲起当年千辛万苦得到第一张滚石的唱片合约，也就是他们的成名作《最美》时，也是平静之极。海泉说：得到一张唱片合约并不意味着成功――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现在回想，自己所谓最重要的人生关卡，也并非那么步履艰难。在《艺术人生》中与众多嘉宾畅谈人生经历之后，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难以逾越和战胜的关口，旦凡成功者，几乎没有顺风顺水的，都有逆水行舟的经历。但恰恰是这一点，摔打出好水手，使他们成为驾驭生活之舟的胜者。当然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成为智者。当年邓婕在是否争演《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时候，犹豫不决。她看到墙角有红白两只蜘蛛，就将自己比成红的，假如红蜘蛛先爬到墙角就力争，白蜘蛛先爬到墙角就放弃。结果，白蜘蛛拐弯了――假设那次红蜘蛛真的没有胜利，那么今天的邓婕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人生中有很多的机缘巧合，也有很多的情绪左右我们，那一瞬间没有任何榜样，只有崇拜自己。人生中真正的艰难困苦，是选择和等待机会的耐性，以及延续这一耐性所付出的努力。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于是我每天很早来到办公室，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东西南北中》，尝试着各种表情、各种肢体表达，活活一个神经质。和许戈辉也是天天打电话，一到办公室就对词，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对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出镜的衣服，来北京时就带了两件衬衫，毛衣穿了一个冬天。那时主持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再说我还不是主持人呢，也不好意思问大家。来北京时带的钱几乎用光，好在吃饭住宿有了着落，可当时身上的钱连一套假冒伪劣的西服都买不起。来北京个把月，从没去过服装店，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衣服。这件事老是困扰着我，越临近录像我越心急火燎。和我同住的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到时候你穿什么呀？没等我说话，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出去：我给你弄套衣服去！我们出门坐上地铁。路上他才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叫仕奇西服专卖店的老板，也是内蒙人，他的老乡，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那时还没有服装赞助一类的说法，完全是朋友帮忙。仕奇的专卖店在沙滩儿美术馆的后面，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熟悉的地方，算是故地重游吧。进了门，老板正好在，一看亚楠和就他很熟悉，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那老板40上下，也是人高马大。我感到特别羞愧，堂堂男人向人家要东西，有嗟来之食的感觉，心里不是滋味。看着亚楠嘻嘻哈哈的样子，我也故作满不在乎。没想到，人家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就说了仨字：随便挑！我的心情一下子畅快了很多，不知道是感激还是兴奋，觉得心里暖暖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非常感谢这个西北汉子的仗义。直到今天，仕奇的专卖店依旧在那个地方，门脸儿大了，生意更红火了。好人有好报呀！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一身灰兰色，一身浅色，店员帮我打好包，我们道了谢，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了美术馆的大楼，到地铁的路上还经过文化部招待所。我拿着这两身珍贵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李英给我化妆。很久没化妆了，已不习惯看粉墨登场的自己。我到卫生间将化好的妆擦去了一部分，想尽量自然些，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化妆，只要不影响拍摄，总是素面朝天。节目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假如我能被中央电视台接纳，首先我要被观众接纳，我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做梦都说：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天到14楼打水，我在电梯里碰见了赵忠祥老师。赵老师长得和电视上一样，有点胖，站在他身边，我的心突突地跳。赵老师在观众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员工中有一种莫名的威信，大家对他的尊敬既不是出于地位也不是名气，来自一种内在的力量。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说到了心里十分想见赵忠祥。站在他身边手拎着开水瓶，心想：有没有那么一天可以和他一起站在屏幕上呀?我捡了根竹竿，颓废地躺在床上，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我有些忐忑，隐隐地期待着什么。于是等待。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今天的等待最具体，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让我玩一把，过把瘾就走！没关系，只要曾经拥有过，至今我不后悔。我站在一边胡思乱想。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我害怕，没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宾主持人，或者特约主持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意味着我只是在中央电视台领了一个纪念品，接下来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将化作遗憾。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冲我笑了笑。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身份还是兰州的军人，高立民老师毫不介意地将我领进大门，孟欣导演坚决爽快地收留了我，邹友开主任广纳贤言认可了我，而每遇关键时刻，又会有崔亚楠、杨东升、刘真、张海潮他们的侠义身影，伸出援手，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朋友，很多恩人，我是幸运的。他们的出现给了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帮助。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同事，常常可以见面。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的一道关卡……。我终生祝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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