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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文化部招待所。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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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冬日恋歌国语版 到中央电视台之前，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团里的节目主持人。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还有一个更贴切的称呼：报幕员。常年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贯口的功夫，使我当个报幕员还是游刃有余。由于我是部队老兵，形象还算一身正气，嗓音尚属浑厚，是八十年代比较标准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形象，所以在兰战稳步发展。当时在部队生活比较简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和谭梅也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娇妻的陪伴，日子也还悠然自得。由于我和谭梅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生活压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有500多元。那时我在兰州已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主持一些社会活动，所以常有些外快补贴。团里吃饭免费，给演员发饭票，吃不了可以换成钱。那时，还不懂理财，不像现在的小两口，供房供车，还银行贷款。我们那时侯不用，再加上部队文艺工作者处处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对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拥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忙的日子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带着谭梅到兰州最美丽的滨河路上兜风。其实，我是个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没有命运的垂青，机缘的巧合，我设想自己的今天应该就是住在兰州一幢比较普通的居民楼中，可能会有一个快上初中的孩子，没准正希冀着买辆家庭轿车或供着一套新的房子。其实想想，大多数人都这样过着恬静、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生碌碌无为，只不过有些时候，人生是可以在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中改变。1989年的元旦，甘肃电视台筹备一台军民双拥晚会，节目除本台主持人外，还要从部队文艺团体中挑选一个主持人。说是主持人，不过是报幕员换个体面说法而已。当时的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亲自为晚会挑人。于是，凡在部队文艺团体里的报幕员都纷纷被叫来面试。那时电视对于我来讲，与电视机基本上属于一个概念。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过程，我和为数众多的观众一样充满神秘和好奇。到了电视台，一切都觉得新鲜，也对那些忙碌的编辑记者从心底里羡慕和敬重。导演跟我聊了几句家常话，就让我回去了。当时觉得电视台办事效率真高，来了就直奔主题说事，说完就走人。那次对电视根本没来得及产生兴趣，权当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电视，朋友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门后回家，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了，继续以往的生活。几天后，我因为感冒发烧，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兰战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到电视台商量节目的事。浑身酸软的我只好带病前往，当时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到了电视台，我仍在药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隐约听见领导让我当这台晚会的主持人，而且录制时间近在眼前。这无疑是军令如山，没有后路可退。于是，我一口气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种感冒退烧药，就踉踉跄跄去了录制晚会的礼堂。与导演交流了一阵之后，刹那间台上灯火通明，一股灯光热气扑面而来，对这些我并不陌生，只是觉得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许多。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瞬间，我忽然感到精神大振，病也好了，人也变得特别兴奋。下了台依然亢奋不已，直到晚会录制完毕，我一直兴致昂然，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现在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要不是发烧烧糊涂了，还真干不了这行！那次以后我才知道，一个两小时的晚会，录制成电视得多出好几倍的时间。当时因为发烧迷糊，也忘记了紧张，录制地点又在一个我熟悉的剧场，和平时演出并无大异，只是多了很多摄像机，但是它们离我很远，基本上与我不发生关系。于是，这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传奇，只是带病坚持工作之类的表扬不绝于耳。唯一留下的就是那种久久不能平静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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