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乐翻天：它们也不知在荒古大沼泽隐藏了多么漫长的岁月，长久以来，外界竟无人知道！：探索百家乐翻天 禁售殡葬用品后南通12345接大量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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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志师重重地摔开我，须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中央演出结束之后，我狼狈地从灯光槽中下来，别人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我却依然无所事事地闲着。许老师在处理完演出的善后事宜后，大家纷纷回房间睡觉，他又将我悄悄地叫到他的宿舍，对我说：明天大部队回兰州，我带着小分队下部队。看得出来，许老师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沉默了很久，许老师忽然说：朱军，在‘兰战’歌舞是主体，曲艺永远是‘第三世界’，只能填补空白，当初是我建议你来的，希望你会有大的发展，现在看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我今天发现了一点，我忽然觉得你的形象个头说话的感觉，挺适合当主持人的，你敢不敢？你有没有什么兴趣？主持人？不就是演出开始之前的报幕员，敢当然敢，但是当报幕员有什么意思吗?但是想想又觉得至少比打追光要好，我实在不甘心只当个打灯的。再说，如果我除了相声、打追光，还能当主持人，好歹也算一专多能。于是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主持人当时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业余职务，只要口齿清晰，长得大方，谁都能当。只是主持人的头衔，比报幕员上档次，多少能满足些虚荣心。假如不是许老师那天特意提起，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我与主持人会有什么瓜葛，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唱歌的演员，或者干脆离开兰战重新谋生。然而，这个当时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项工作无意中成就了我终身的事业。第二天，演出的大部队回兰州了，我们团那时的主持人叫王广訇，也是个相声演员，每次节目都由他来主持，这次由于工作的安排，他跟着大部队回去了，于是小分队演出的主持人就成了我。下部队的头一站是位于南疆托克迅的汽车二团，虽说是小分队演出也有一定的规模，有舞台、有大幕，我将写好的串联词反复背诵，把节目单卷成一个卷拿在手里，背着手来回溜达。离开演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偷偷地从大幕里边向下望去，战士们坐了一大片，正兴高采烈地一边拉歌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忽然间，我出了一身冷汗，心跳加速，一下傻在那里，像是产生了幻觉一样，什么都听不见了。奇怪!也上过台，也无数次面对过观众，这次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也许是事前低估了主持节目的难度？没有认真准备？不对呀，我自己写的串联词，背得滚瓜烂熟，再回忆一遍，糟糕！怎么几乎全忘了？忽然而至的紧张让我慌乱起来，一切经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后悔事先没有和老主持人好好交流一下，后悔自己草率地决定如此重大的事情。正在我紧张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剧场里的电铃一声巨响，许老师带着人站在大幕遮掩下的舞台正中间，轻声地问我：怎么样？准备好了就开始了。我看着许老师，紧张得脸上直抽搐，忽然抓着许老师的胳膊，央求着说：许老师，我觉得我不行！许老师一把甩开我，瞪着眼睛，冲着我就嚷：到这个时候了，你敢说你不行，不行也得上！口气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孤注一掷。说完，许老师和另外一个拉幕的战士一左一右往台边上走，我下意识地抓着许老师的衣服，皱着眉，一脸痛苦，喉咙里嘟囔着：别，等会儿――等?!等什么!铃声就是命令!下面那么多战士等着开演呢!许老师上来了一股子倔劲，重重地摔开我，抬起手顺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正中央。一时间掌声轰鸣，充溢着我的耳鼓，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不知如何是好，冲着台下深深地弯下腰，像是真诚地给战士们鞠躬，又久久地慢慢地深情地站起来。战士们见主持人如此谦诚，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于是我借机又是深深的一躬，原来是想借这一上一下的时间，缓冲一下紧张情绪，再抓紧想想台词，没想到等我再次慢慢抬起头的时候，原来背好的台词全飞到了九霄云外，只记得说了一句：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们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带着军区首长的关怀和深切的慰问，来到这里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节目，下面演出正式开始――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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